夜读 · 南大 | 《寻路中国》
《寻路中国》讲述了《纽约客》驻北京记者我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寻路中国》一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彼得·海斯勒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他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
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寻路中国》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
寻路中国
作者:彼得·海斯勒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寻路中国
车窗外，长城依旧，气势雄伟。我越往前走，这样的建筑就越震撼着我，既为它们的美丽，也为它们的坚守。它们那变色龙一般的品质极为出色——这些城墙沿着地形的轮廓线蜿蜒向前，附着在山脊之上，带上了土壤的颜色，因为年久，因为取材自本土。在河北，那些城墙跟当地的山峦一样陡峭而粗糙。在有些地方，你身处半山，却无法看清哪是岩石，哪是明长城。在黄土高原，山峦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布满台地的壕沟深渠。跟那块满目疮痍的大地上的其他东西一样，长城同样变得棱角分明。在鄂尔多斯沙漠边沿，那些屏障物看上去仿佛是一堆堆沙子。在河西走廊这儿，明城墙宛如一条色彩黯淡的蛇，在舂日的阳光下伸展开去。如果这些建筑物在修建之初破坏了环境，那么随着岁月流逝，它的边角已经磨平，看上去跟周围融为一体，几成天然了。实在奇怪得很，人类曾经以为从月球上可以看见长城——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个人造建筑物，跟周围环境如此精妙细微地融合在一起。在有些地段，即使你就站在那个东西上面，也可能懵然不知。
长城的意义也颇有变色龙的性质，对它的阐释曾经随着时间和观念的不同而不断改变。20世纪初期，革命家和民族主义者孙中山先生赞美它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成就。毛泽东把它描绘成近代史上全民抵御外辱的先驱。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而言，那段城墙代表了中国文化里所有的糟粕。鲁迅把长城说成是“奇迹和诅咒”。他写道：“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北方地区。侵略者的士兵倚靠着长城拍下照片，为的是让人信服，他们占领了这片土地。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弗兰兹·卡夫卡都根据长城编写过故事。在外国作家看来，长城一般象征着对外国人的恐惧，而中国人则觉得那是伟大文明的证据。由政府主办的《今日中国》甚至把它说成是多民族团结的象征——“与其说是屏障，不如说是河流”。长城的象征意义是一种流体，它表示什么东西都行，哪怕说成是蒙古人和汉人的合作也没有问题。
在学术界，历史学家们通常把长城说成是防御失败后修建的工程结构。美国学者亚瑟·瓦尔德隆考察了某一时期的明代长城，在书中做出如下总结：“即便在修建之初，从军事角度看来也毫无用处。”不过，他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某一时期的某一部分长城，此外再无学者对它的历史做过真正有深度的追寻和研究。目前，对于长城真正有意义的研究是由学术圈外的人进行的。他们的背景极为广泛，既有我在山西遇到的乡村历史学家老陈，也有研究生毕业的外国人。不过，这类人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一般来说，他们都是男性，体格健壮。就传统而言，中国的知识分子少有这样的品质，然而这种品质对于探寻长城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长城还吸引着一些偏执的人。独立的研究者必须是具有顽强意志的旅行家，需要充足的资源才能支撑自己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这是个很好的历史课题。政府顾不上，学术界忽略了，长城研究这个领域全靠那些自由的个体：历史就如同自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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